“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日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呈现了我国教科书百年发展的立体图景，揭示了教科书百年演进的规律。百年来，一本本教科书把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变成了一滴滴雨露，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汇就了中华文化奔流不息的江河；百年教科书是浓缩了的百年中国史，承载着无数仁人志士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梦想，见证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傲然腾飞的伟大复兴之路……

　　回顾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发展的历史，从最开始翻译借鉴西方的教材，进行“消化吸收”，到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发展、改革之路，教科书“活化石”般地记录了百年间的沧桑变化。

　　教科书是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孔子世家赞》《大清龙兴》……清朝末年的教科书，以经史之学为基，强调礼义廉耻、忠君尊孔，虽然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不乏封建糟粕，但其传承作用不容置疑。

　　教科书是民主科学的“催化剂”。“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民国初期的教科书，已包括修身、国文、算术等十几种科目。此时的教科书顺应辛亥革命时代潮流，注重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

　　教科书是危亡时期的“宣言书”。“制作防毒防空用具，练习驻防空壕地下室的设计，对军用器具进行研究……”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教科书，此时的教科书装帧粗糙，却带有浓重的战争烙印，激荡着“国难教育思潮”。

　　教科书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月光光，月光光，小孩子，上操场。土炸弹，木壳枪，开步走，瞄准放……”这是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前夕，教育家叶圣陶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要送到哪里”的口号，并担负起为新中国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使命。

　　《开国大典》《英雄黄继光》《朱德的扁担》……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科书，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文革”十年浩劫，教科书横遭摧残，此后，中小学教材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整顿恢复全面展开。如今的教科书贯彻课程标准的理念，强调与实际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以学生为本，体现时代性，实现了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科书都是国家意志、民族意愿、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近百年来，教科书以其独有的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觉醒、探索、抗争、发展、奋起的历史，培育造就了一批批时代栋梁。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书与史”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教科书编写应该‘与时俱进’，但这种‘前进’不是盲目的‘跟跑’，要有自己的想法，在依照教科书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审视和判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人民教育出版社综合文科编辑室副编审王世光认为，教科书的编写不能“与世浮沉”“随波逐流”，仅仅局限于社会变迁的注脚，必须有自己的灵魂。“教科书需要立足现实，但要高于现实，既反映社会，也要引领社会，力求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在教科书编写中，“广与深”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一方面，为了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需要关注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教材要具备“广”的特点；另一方面，社会需要高精尖人才，教育要更好地发挥选拔功能，教材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深”。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对综合性、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教材越来越需要处理好广度与深度的平衡。我国教材的发展，便是长时期在“广与深”的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那时的教育百废待兴，“编辑们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但低估了‘文革’对基层师资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摧残，于是，新教材难免‘消化不良’。”一位老编审说，这套教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中小学教材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教学要求过高，多数学校、学生不能适应。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亲自抓降低教学要求工作，高中教科书分成较高要求的“甲种本”和基本要求的“乙种本”。但由于高考“指挥棒”不分“甲乙”，所以，即便使用“乙种本”的学生，也千方百计搞到“甲种本”。

　　“由此可见，真正指挥学校教学的不是大纲、教材，而是高考‘指挥棒’。考什么学什么，导致学生知识面越来越窄，不仅助长了高考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深挖洞、搞难题的风气，加重了学生负担，而且造成学生知识面的欠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老编审指出。

　　既要“统一”，又要“分流”。“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徐岩指出：“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和普通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是多样的，个人特点又千差万别，教材应该在为他们打好统一基础的前提下，再为他们打好分流的基础，为发展他们个人的兴趣特长提供条件，使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得到发展，这样才能真正面向全体学生。”

　　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就教科书编写来讲，‘广与深’的问题可能永远无解，但它时刻提醒编者，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王世光认为，教科书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一对多”，不可能给每个孩子量身定做教科书。现实中的教科书，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浅了，对于另一个孩子可能就深了。教科书编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编写出有弹性的教科书，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内容，又有不作统一要求的内容，从而有利于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乃至授课教师本人对教科书的广度与深度进行重构，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既要“立足广”，又要“照顾深”。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编辑室主任谭永平以生物教材为例指出：“中学生物课首先应该立足广，让学生建立起认识生命世界所需要的基本事实、概念。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必要，某些内容可以考虑加深，让学生更好地认识生命的本质。”

　　古往今来，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学习都是一个苦差事。那么，教科书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书为本”？重在把知识说全说深，还是重在让孩子理解接受？这是历代教科书编写者最为专注的话题之一。

　　早在清朝末期，教科书编写者就开始关注儿童心理，比如，“教科书选编花草景物之文，按就学时期排列，使儿童易于实验；所选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在民国时期，低年龄段的教科书强调联系儿童生活实际，并多以韵文、诗歌、故事等引发儿童兴趣，如：“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米……”这个时期的教科书在插画、字体、版式等方面分外着力，儿童文学成为教科书中的一道闪亮风景，例如《你猜是什么》：“绿衣邮差上门来，送上小小一个袋，什么东西在袋里？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作声，事事说得清。你想是什么，说来给我听。”这样的文字没有过多说教，寓教于乐，读来颇有趣味。前段时间脱销的《开明国语课本》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现了“儿童”这一核心教育对象。

　　那么，汲取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与书”的关系？项目组研究认为：教材应该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关键在照顾学科严谨性、逻辑性的同时，关照学生的学习规律、心理与年龄特征，实现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的辩证统一；内容编排宜由浅入深，叙述应具有可读性，版面应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应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利于引导学生思考，又不能取代教师教学。

　　教科书是受众最多、发行量最大、对人的影响最深的书籍，不仅会影响个人知识学养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更会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总结教科书百年历史，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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