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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门教的教育 婆罗门教崇拜梵天是万物的根源，称梵天是宇宙的纯粹精神，永恒存在，一切事物仅是它的幻影。人们必须识破和鄙弃尘世的虚幻，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才能和梵天相接。婆罗门教规定那些能够上接梵天的婆罗门教僧侣祭司，属于最高种姓。其次为刹帝利，可充军事贵族。婆罗门和刹帝利都是国家的天然统治者。再次是吠舍种姓，仅能从事农工商业。这三个种姓都是再生种姓(即婆罗门教可使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最低种姓是首陀罗，虽同为雅利安人，却是非再生种姓，只能任贱役。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则是奴隶。古代印度早期的教育以婆罗门教的教条为指导思想，以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为教育内容，是婆罗门教神学的附庸。

　　教育目的 婆罗门教的教义说，人的最高境界是破除尘俗，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与梵天合一。婆罗门教的教育就以此为目标。《吠陀》被婆罗门教视为梵天智慧的结晶，是浩瀚知识的总汇，是教育的灵魂，因此诵读《吠陀》经典和受教育是同义语。婆罗门教还视僧侣为圣书的唯一保卫者和宣扬者，因而也是唯一的教师。教育机会更是极不平等的，只有再生种姓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按照婆罗门教的等级观念，婆罗门种姓应受最优良的教育；刹帝利和吠舍两种姓虽需要学习《吠陀》，但因他们执行俗务，所习经典内容应当从简，程度应该降低。首陀罗种姓和奴隶是梵天鄙弃的人，因此被剥夺受教育权，识字读经即被视为违反神意，可能会构成死罪。

　　家庭教育 在早期吠陀时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氏族社会解体，农村公社成为自足经济的组织单位。在这种农村公社中，存在着单独家庭和联合家庭。前者由家庭成员分别居住而各有私产；后者是家人聚居而共有财产，以致一家之中常有数百成员之多。两种家庭都实行家长制，教育子女属于父权范围。由婆罗门在家中教子诵习《吠陀》，使之能成僧侣。《吠陀》是圣书，只许口授不许抄写，再加《吠陀》系梵文编写，不易理解，也不易诵读，父亲便每日率子一句句地诵记，使之达到纯熟程度。这种学习，十分枯燥无味。按照规定，婆罗门须把四部《吠陀》习完,才能充任僧侣。由于每部《吠陀》须学习10～12年, 全部习完须40年，故实际上只能要求学习一部分而已。对刹帝利和吠舍的要求更低，因为他们须把时间用于学习实用知识,去承担世俗任务。在古印度的漫长岁月中，家庭是唯一教育场所，直到《奥义书》时期出现学校后，家庭依然是重要的教育场所。

　　学校教育 公元前 8世纪《奥义书》问世，这是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从此时起到公元前 4世纪孔雀王朝，史家称为奥义书时期。经长期摸索，婆罗门教教育由机械背诵经典而渐渐向钻研经义发展。由于阐明经义非一般家长所能胜任，于是出现了对于经典略有研究的文人，致力于对青少年的教导工作，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批人被称为“古儒”(guru)，他们在家设校，叫“阿什仑”(ashram)。儿童在校学习通常为12年，必须寄宿古儒家中，共生活起居，听古儒解经，还须外出乞讨，刻苦修行。当时，清规戒律甚多，入学须举行隆重的仪式和通过比较严格的审核；入学后须定时沐浴，虔诚祈祷,衣装朴素,乞讨时更须将所得之物敬奉古儒。学习时尤须严执弟子之礼。印度在奥义书时期，不但数学、天文、建筑术、星占术已很发达，还因为需要正确诵经和解经而产生了语法学、发音学、音韵学等学问的萌芽，以后还有了逻辑学。学校为适应时势，要求学生学习发音学、音韵学、语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祀，作为习经的基础，这些知识被称为“六科”。这时学习已超出宗教的领域。与此同时，教学也采取了一些启发诱导的方法，不再呆读死记和照本宣科了。古儒还常利用年长儿童为助手,助手先学习一步,然后去教其他儿童。这种教学方法在18世纪被英国随军赴印的传教士A.贝尔采用和改进后,就成为流行于世的导生制（见贝尔-兰开斯特制）。

　　公元5世纪末叶，学术讨论逐渐成风。一般由3名造诣较深的婆罗门学者主持,探讨、争议有关经义问题。有志于学的青年不惜远道前来倾听。以后讨论规模扩大,则由21名学者主持，讨论范围更加扩充，宗教、哲学、法律、天文学等课题都包括其中。同时，高级僧侣修行的寺院，如最负盛名的婆罗门寺和萨马纳寺等，也出现在印度东部地区。每当寺内高僧讲道，众多门徒远道来寺听课。以上这些讨论中心和寺院逐渐成为学府，类似高等学校。在6世纪以后还出现了语法学校、法律学校、天文学校、哲学学校，分科传授各种知识。这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文化的发展。

　　佛教虽然反对婆罗门教，但佛教的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教义却是基本相同的，两者都敬奉梵天，都要人通过禁欲苦修而求取精神慰藉。佛教比婆罗门教进步之处在于它具有一定限度的民主性。佛教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相标榜，认为不只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等再生种姓可以上接梵天，首陀罗同样能通过修行而登上彼岸。它对劳苦大众表示关切，表现在教育上，主要是广设寺庙，使教育面向较多的群众。婆罗门教以家庭和学校为教育园地，施教的对象不广，相反，佛教要求教徒出家修行，以寺院为教育场所。由于寺庙有财有势，社会上形成“入寺习僧”的风尚。从此庙宇日多，僧徒日众。与此同时，寺庙的清规戒律也日严。僧徒必须学习经卷，外出行乞，由僧师予以解释和指引。婆罗门教以古老的梵文施教，理解困难；佛教则用地方语为教学用语，容易理解。而且，寺院在初级阶段的教学，多由教师口授，学生记诵，到高深阶段，则进行争辩和议论，教育方法也有发展。僧徒修习12年，经考验合格者，叫作“比丘”，即僧人之意。比丘多数回家工作。少数留寺深造，继续学习者，由僧侣一人负责教义传授，另一人任生活监督，再行苦修10年，然后担任寺中僧职。佛教与婆罗门教不同。对女子教育很重视。尼庵和寺院同样分布各地，成为妇女习经和修行之所。尼庵在接受幼尼和施教方面，和寺院大致相似。但除个别尼庵外，一般水平不如寺院高。女尼学习完毕称为“比丘尼”。无论寺院或尼庵，所施的都是培养僧尼的神学教育。

　　佛教还重视家庭教育。因为佛教教育面向广泛群众，而寺庵为数有限，不能尽容,一些信徒可以在家修行,并接受教育。这种在家僧叫优婆塞，在家尼叫优婆意。优婆塞、优婆意都要受戒律的约束，苦行修炼，祈祷诵经，更要参加寺院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寺庵僧尼则对优婆塞、优婆意负有指导学习的任务。在家僧尼的水平，限于条件，一般低于寺庵的僧尼。通过这种辅助家庭教育的形式，佛教便在民间广为流传。

　　由于佛教寺院既多，又受世人尊重，财力富裕，藏书丰富，学者集中，教育质量日益提高，终于出现了 6、7 所著名的学府。其中以纳烂陀寺最为著名。当时除印度本国人士外，还在一些外籍青年争往寺内就学。最盛时曾聚有僧徒 10000人，僧师1510人，恰似一所万人大学。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曾留学寺中达5年之久。该寺几乎每天举行学术讨论和讲演达100次,涉及阐述教义和争议哲学、科学、艺术等世俗性的课题。为显示学术自由，该寺曾招收非佛教徒，奖励不同流派，这对印度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此留学的外国学生，把印度宗教文化带回本国，使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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