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实行到1922年的学制，对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都做了规定，如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中学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大学预科必修外语，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国文与英语。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改错、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他被录取后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当时预科还要求选择一门第二外语。

　　执政开始后，政府控制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政府控制。中学中，对外语学习规定相当宽泛：通常的方法是语法翻译，典型的意义就是精读、背诵并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

　　当时，这类辩论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侵袭。到1927年，中国舆论已转而反对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越来越被视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为三派：英语派、法德派和日语派。其中英语派的代表有温源宁、吴经熊、孙科和林语堂，他们主张中西融合。

　　争论之中，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不显著。从1923年到1941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中学外国语课程大纲，但并未达到影响全国的力度，这种精英式教学模式虽然未掀起英语热，但是当时的开放口岸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仍旧很高。

　　这种热情让在华的外国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学首任英语教授、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华担任英语教授的罗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当时华人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时指出：“对英国来说，英语是人们渴望继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对其他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艰难的习得。我有时诧异他们(华人)为何急于要学会这种语言。我曾把这个问题作为文章考题提出来，并从不止一个考生中得到了同样的回答，‘因为美国人使用这种语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虞建华归纳，民国的英语教育是小众的、少数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质量很高。当时的情况是，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因是强势文化，因此实行全部西化教育。这些都使得后来的毕业生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能力很强。

　　另外，他认为，当时的高校拥有真正自主考试的权利，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导学生加强的是英语能力培养，而非现在以多项选择为代表的客观题型考察。这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1949年后，中国政府宣布“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美外交关系中断，英语被俄语替代，成为第一大外语。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英语更成为冷门。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

　　从1953年开始，从中学到大学，俄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已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俄语。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最能证明当时英语遇冷的是，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

　　中苏关系热度，并非一直高温。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必须扩大外语教学。1956年年底， 英语专业开设高校回升到23所，学生2500余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英语开始逐步回归人们的视野。1961年，教育部颁发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要求重编英语课本。1962年，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两年后，教育部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学英语人数。

　　1966年6、7月，中小学学期考试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当年年底，中央发文要求，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队、社一起搞”。

　　停课闹革命，英语教育无从谈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没有以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必须重编。而当时负责编写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业人员，被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

　　1967年2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不过英语课迟迟未能复课。直到1969年，英语才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

　　“文革”期间，英语教育的停滞和混乱，从教材上就可以体现。1969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标明“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身亡。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重视英语教育和英语教材改革。但是，这种纠偏迅速被压制，“极左”思想再次占了上风。

　　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考时，在白卷后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这封信被全国报纸转载，文化考察成了旧高考制度的复辟。1973年夏，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名女中学生的考卷上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因为它被认为对大学学习和就业越来越有帮助，而且被广泛认为是“国际交流和贸易的语言”。

　　与此同时，对于外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精神污染”，担忧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学大[微博]纲以下列语言在政治上赋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国际阶级斗争、经贸斗争、文化和科技交流、国际友谊发展等……

　　这部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其中的观点在1993年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又针对初中加以重申，规定如下：外语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并能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学大纲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交流，学习外国文化。这些目标后来又在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修改稿中针对初中做了修改。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后期，中国英语教学法是一场由一位名叫李阳英语教师推动的。据称，他给1300万中国人上过英语课，他的教学法是疯狂英语，他不停地让他的听众：“尽量大声讲！尽快地讲！尽可能清楚地讲！”

　　他不停地说着他的自卑情结，13次大学考试不中，连续3个学期英语没过关。他说，中国人学习英语关键是缺乏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英雄。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英语。”李阳大声地告诉他的助手。

　　他还告诉学生，在海外教英语可以赚钱，“在日本教英语，最高工资每小时3万美金……去周游世界吧！”

　　发明了这种被国外英语语言学专家称为“莽汉”式英语的李阳，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销店，“他终于找到了归属”，一名网友如此评价。

　　不管英语多么热，对它的态度因人而异。1995年的一份报告说，很多学生都不愿学习这种语言，之所以学习是英语很重要，而学生们则是“纯粹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据他们称，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

　　尽管如此，英语教学继续扩展，后来出现了英语热。许多城市出现了英语角，各种涉及英语的证书越发受到欢迎。英语成为中国第二种强大语言。英文报纸、英文广播、英文电视等都在增加。

　　还有，到英语国家求学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报道称，1978年至1997年间，共有27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微博]，其中40%去了美国。据人民日报报道，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

　　中国的英语热却是主要体现在考试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显示，在考试的带动下，国内英语消费群体有3亿人，有5万所英语培训机构，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并以年增长率30%的高速增长。

　　“英语热不是问题，而考试热确实问题大。各种级别考试充斥在这个国家，考试种类过多，其实这里面有精简的空间。”顾东林担心，英语考试社会化会带来的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是否会冲击正常的教学？”

　　当北京市高考英语权重降低后，有人把这种调整归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对此，担任教育部英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长达10余年之久的虞建华教授认为，增加母语权重减少英语权重，这只是个微调，与民族自信无关，更不是所谓的民粹化。

　　“这种调整，不能因为考试分值的调整，就想带动母语热，这还是分值决定论。”顾东林指出，英语热的降温，是否直接导致母语热，还需要更强的逻辑证明。

　　当早报记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时，顾东林回应说，30多年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对中国人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能因个别人的想法，想废除就废除。”

　　对于学习英语的困难问题，虞建华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学习英语不快乐，是教育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数学也一样(难)。”他指出，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

　　每当议论纷纷之际，中国的不少英语教学名家都会强调，掌握一门外语过程中，学习文化非常重要。毕业于清华外语系，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在上世纪80年代，但凡学英语的，都会识得他的大名。他曾给外语学习者一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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