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汪毅著，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年4月)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其盛名家喻户晓，甚至让牙牙学语的稚童亦耳熟能详。一千多年来，对李杜评价的诗词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让我最感动的却是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因为这道万丈长的光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骄傲。然而，对于大风堂及其艺术来说，我想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也是贴切不过的。基于此，我便有了心扬大风的足够理由。

　　(汪毅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采访中谈“大千学”与大风堂画派)

　　大风堂由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创自1925年，迄今近百年，堪称近现代画坛中的“中华老字号”。大风堂代代赓续(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犹如艺苑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翠绿蓝天。从笔者统计的《宣传张大千出版物一览表》悉知：张大千艺术的研究即“大千学”研究，堪称画坛的一部“显学”，甚至不乏国际化趋势。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张大千不仅是大风堂的旗帜性人物，而且是当今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自然，张大千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对象。

　　(汪毅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议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

　　然而，从目前对大风堂艺术的整体研究来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尽管这个“整体研究”具有相对性，甚至属于“泛概念”范畴。通过数年的努力，本书欲奉献给读者的正是这个相对整体研究的结果，即首次较系统地展示大风堂三代(堂主、门人、再传弟子)的研究成果，想必会引起较为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将张大千置之于大风堂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以及个案诸多方向的研究。20多年来，我对大风堂的整体性学术研究和推动做有如下努力。

　　(2010年4月汪毅在台湾张大千先生蜡像前 )

　　研究方面，一是在《澳华时报》《中国文物报》《中国书画报》《时代周刊》《造型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画学刊》《艺术》《中华文化论坛》、台北《历史文物》、香港《东方美术》等报刊，发表评论张善子、张大千、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文章逾百篇。二是出版《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张大千的世界(三卷)》《走近张大千》《张善子的世界》等著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文化论坛》等媒体曾对此有书评数十篇，《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书报》等对此有报道逾百篇。三是主编有《大风堂报》《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的世界研究》《张大千名迹》(与张之先合作)。特别是《张大千的世界研究》，为大陆第一本研究性的文论集，媒体报道近百篇。四是在报纸上刊登介绍大风堂的专版有16个，在《艺术》《四川美术》杂志上辟有介绍张善子、张大千专题。五是2002年以所著《走近张大千》为契机，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首发暨研讨会，提出了“走近文化名人，实施名人战略”的主张并被媒体关注。六是在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率先提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两个学术观点。七是系统梳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唤起中国文艺复兴暨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等资料并撰写成文和形成报告，得到中共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汪毅出版的大风堂著作及主编的书报)

　　推动方面，一是发起并助推张善子墓的维修(已维修)、其纪念馆的建设，甚至建议国家民政部将张善子列入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曾纳入第一轮遴选名单，详见《张善子的世界》一书，九州出版社，2015年)。二是拟编辑《张大千全集》，并协调了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诸关系(遗憾，功亏一篑)。三是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建议比照“《富春山居图》联展”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得到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的具体意见(详见本书《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一文)，遗憾因故搁浅。四是出任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片《百年巨匠——张大千》文史顾问，协调在台湾的全部采访，促使中央电视台首次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拍摄并采访周功鑫院长(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一书，九州出版社，2011年)。

　　(汪毅发表评论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张大千的期刊)

　　除上述之外，199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我与张大千侄孙张之先编有《张大千名迹》大型画册;200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时，我著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编著有《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编有《张大千的世界研究》，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协等单位举办的“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张大千的世界研究》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汪毅发表介绍大风堂再传弟子的期刊)

　　2019年5月10日，是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即所谓“花甲重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花甲重光”颇具纪念意义，历来被人们格外看重。虽然张大千已驾鹤远去，但他的精神却在天地间永存，他的艺术却在中华文明史中永驻，故他的“花甲重光”便具有时代的特殊意义。由此，在5月10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子里，我想应该再做一件告慰馆主张大千的事，即推出《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一书，对大风堂艺术做一个相对系统的概括，以不负我曾出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的人生经历。

　　(汪毅发表评论大风堂门人、再传弟子的报纸)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在台北逝世，棺葬于梅丘，作伴于“一树一放翁”的陆游和梅妻鹤子的林逋，让梅的精神和意志绽放忽忽已36年。虽然我无缘与张大千谋面，但我的梦里有他，我的思念路上有他，我的心香一炷有他，我的诗和远方有他，我所筑起的文章长城更有他，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曲谱中的强音符号之一。有缘的是，从1996年至2016年这20年间，我不断踏上思念路，曾五度走谒摩耶精舍(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祭奠张大千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他生命和艺术的气息(2010年4月，拍摄《百年巨匠——张大千》时，我曾数日徜徉在摩耶精舍，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创下了在两岸报刊发表四篇同题走谒摩耶精舍文章的记录。由此，本书亦有祭悼张大千先生逝世36周年的意义。

　　《张大千与大风堂艺术》是目前全国第一本较为系统研究大风堂艺术的书，尚未包括我曾为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和张大千、门人、再传弟子写的约200首诗和有关散文。作为对大风堂这个艺术群体的研究，本书虽不敢说厚重，但确有它的价值取向——既可以让我们感慨大风堂艺术现状的精彩，又可以为我们在2025年纪念大风堂诞辰百年时选编《大风堂艺术研究大全》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赶在今年的五月前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缅怀意义。为此，我谨将它化作一炷心香，以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

　　是为自序。

　　汪 毅 2019年1月于成都沙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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