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如期公布。M2增速跌至历史最低(为8%)，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少增近6000亿，唯有人民币贷款表现强劲，无论与去年同期还是与上月相比，增量均有明显回升。

　　钱没了不重要。知道它去了哪，才重要！

人民币 中新经纬张义华 摄

　　M2增速创新低

　　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广义货币供给，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如果M2增速下跌，就表示货币供应偏紧。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为历史最低水平。这是不是意味着，货币量增长速度太慢，流动性紧张呢？

　　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左小蕾表示：“8%的数值与目前的经济运行状况相吻合，满足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需求，因此增速是合理的。”

　　如果现在的增速合理，那之前的大幅下降作何解释？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M2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减少”。

　　具体来看，M2既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也包括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前者直接和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有关，后者则主要是金融体系的内部资金往来。

　　他举例称，银行购买非银机构发行的资管等金融产品，将派生M2，如果非银机构从银行体系拿到钱后没有直接投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就会造成M2增速虚高。

　　而在金融强监管的过程中，去杠杆、减通道压缩了银行投放非银的资金，因此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减少了，M2增速自然会下降。

　　实体经济融资变难了？

中国人民银行 中新经纬王潮 摄

　　除了M2，社会融资方面也不容乐观。央行数据显示，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亿元。

　　社会融资是指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中获得的资金，体现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社会融资规模的下降，往往显示出实体经济出现融资紧张的状况。

　　5月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大幅缩减，6月份延续这一态势，记者梳理央行数据发现，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的缩减，是社融增量下降的主因。

　　数据显示，6月份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7万亿，同比多增2300亿，但委托、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项合计减少了6900多亿，同比少增9100亿。增不抵减，社融增量自然会下降。

　　对于社会融资所包含的部分，盛松成曾将其分为四类：金融机构表内业务(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企业债券)，其他(保险公司理赔、小贷公司等)。

　　在四大类的诸多分项中，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最大。据央行数据，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96.3%，其他分项所占比重均小于人民币贷款的比重。

　　民企仍将是信用风险的主要爆发点

楼群 中新经纬董湘依 摄

　　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84万亿元，同比多增3054亿元，比上月多增近7000亿元，规模超出市场预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数据显示，6月新增居民贷款达到7004亿，而企业贷款为9538.81亿，居民贷款占比依然较高。而7004亿中，有4634亿为居民中长期贷款，是上半年第二高单月新增量，甚至超过近两年楼市调控年份的大多数月份的单月新增规模。

　　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蔡浩表示：“这与近期三四五线城市楼市火热的背景相呼应，表明居民住房贷款需求仍较旺盛。”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进而提出：“在货币政策结构性向松调整的背景下，应关注流动性的实际去向。”

　　企业贷款方面，情况较为严峻。受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企业融资受到冲击。从数据来看，6月贷款新增幅度几乎都由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贡献，而代表企业生产活跃性的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仅与前值基本相当，明显弱于去年同期水平。

　　对此，蔡浩表示：“这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信用违约频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出于防风险考虑，对信用投放更趋谨慎，新增投放以短期品种为主。”

　　中国债券信息网分析文章提出，未来，民营企业仍将是信用风险的主要爆发点。民企受外部经济波动和行业因素影响较大，在经济去杠杆和金融严监管的背景下，其融资环境较国企而言将更差。融资难、融资成本的提高，将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

　　对于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连平表示：“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着重围绕控制融资成本、防范企业信用风险扩大化，进一步去部署定向支持政策组合。”

　　对高质量增长领域应给予政策倾斜

　　近一年来，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减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提升。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融资渠道减少，使得民营企业等在融资方面受到较大冲击。

　　对此，左小蕾认为，需要在去杠杆过程中进行结构性调整。她表示：“对于小微企业、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增长领域，应给予政策倾斜和引导，使社会融资在这部分领域更加集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分析称：“杠杆率高主要还是因为国企杠杆率高，国企杠杆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国企与国有银行借贷双方的‘双侧预算软约束’。”

　　对此，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曾撰文提出：“政府能够以‘债转股’等形式腾挪债务，大大增加了政策空间。”

　　因此，对于下半年的金融工作重点，多位专家表示，应放在控制国有企业融资及金融机构借贷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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