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的惠民力度不能仅仅依赖于财政供给力的强化，而应当着重撬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同时，养老金的供给支付能力不能仅仅由缴存数量来决定，应当想方设法拓展养老金的增值渠道。

　　进入7月以来，各地提升养老金的动作频繁不断，目前已有北京、上海、青海、辽宁、河北、宁夏、江西、湖北、陕西9省市宣布上调养老金，更多省份还会继续跟进。据悉，今年的养老金最低标准提升至了每月88元，初步估计约有1.4亿城乡退休人员从年度调整中受益。

　　养老金的上涨是经济发展与改革红利对普通百姓的惠顾，代表着我国民生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但养老金的更多支出必须要有厚实的养老金账户做保障，或者说必须以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改善为前提。而未来，我国养老金的支出压力将越来越大。按照人社部给出的权威说法是，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增速加快、部分地区基金面临耗尽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养老金的持续上调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有数据显示，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14年连续性上涨，但不同于先前连续11年10%左右的上涨幅度，从2016年开始，养老金的涨幅已经连续3年下滑，从最初的6.5%调降至去年的5.5%，再降到今年的5%。人社部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增速的放缓。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必然出现供给端养老金缴纳增量的减少，传递到需求端就是养老金增幅的降低，由此说明养老金后续涨幅预期还会继续削弱。

　　我国目前4.4万亿元的养老金余额还能支持16个月的发放。时下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3亿人，今后每年还有800万—1000万人迈入老年人行列，到2040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8%左右。同时，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同期我国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数量比率)将从目前的2.8∶1降到2:1。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多推动养老金需求口径的放大；另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引起养老金增量半径的萎缩。后续基本养老金发放的上涨空间可谓越来越窄，甚至会进入滞涨周期。

　　事实上，围绕着做实基本养老金账户，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如，自今年起实施养老金基金的中央调剂制度，以弥补部分地区养老金发放的不足。此外，还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收益来增加社保基金的总量，以及推出养老金基金投资品种等等。然而，增大养老金的支出能力，不能仅靠公共财政的供给，还应当同时通过改革的办法调动民众的薪火力量。比如，可以考虑适度延长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以增强财务的可持续性；加快养老金的全国统筹步伐，增大养老金的投资收益；建立养老金精算制度，将参保者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以及整个职业生涯期间的工资收入等因素综合其中，使参保者明确未来待遇的预期，达到增强制度信心的效果。此外，养老金发放标准的提升必须引入挂钩机制，充分彰显“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效果。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即便是通过多方聚力做实了基本养老金账户，但也只能保证我国养老金的替代率(一个人退休后领到的第一个月养老金除以他退休前最后一个月所领到的工资之比)达到42%的水平，最终结果也显然远低于欧美国家70%的替代率。这也就是说，要保证养老金领取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准不出现明显的下降，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在基本养老金之上，还必须通过改革的深化调动和激发更多的市场力量。

　　与国际上一样，我国采取的是由基本养老保险、年金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共同组成的“三支柱”养老金管理模式。而目前职工95%以上的养老金发放来源于基本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险金的账户资金构成中，基本养老保险的占比近7成，其他两部分分别仅占17%和13%，足以说明后两者还有潜力可挖。同时，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也表明，只有当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金真正成长起来后，才能使得养老金替代率达到70%以上的水平。

　　企业年金计划被称为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虽然推动已有13年之久，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人社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企业年金余额积累规模仅1.24万亿元，占GDP之比不到1.5%。虽然建立年金的企业数量达到了7.9万户，但占比也仅0.35%。同时，参加年金的员工人数尽管达到了2300万人，但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5.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据人社部的统计报告，最近3年参与年金计划的员工人数呈现不断走低的趋势，对应的数据分别为1.02%、0.37%和0.17%。对此，今年2月初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企业年金办法》，就年金缴存比例与方式以及年金最终权属等作出很多创新性规定，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显著。作为进一步的刺激措施，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幅度予以实质性推动。

　　作为养老保险的“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目前表面上看来整体市场规模达到了1000多亿元，但属于养老年金保险原保费的部分不到500亿元，实际替代率水平不足1%。为了激活商业养老保险，从今年5月1日起，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按照权威机构的测算，税延养老险有望撬动每年千亿元级别的增量保费，预计2027年个税递延养老金资产规模可达3.2万亿元，其对养老金支出筋骨的强壮作用不可小觑。不过，最终税延养老险是否会出现如同税优健康险那样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取决于试点之后的税延限额、个税优惠幅度，以及是否采取财政直补等关键指标的调整了。

　　综上所述，养老金的惠民力度不能仅仅依赖于财政供给力的强化，而应当着重撬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同时，养老金的供给支付能力不能仅仅由缴存数量来决定，应当想方设法拓展养老金的增值渠道。养老金改革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项举措都不可孤军深入，而必须集结整体性的协同能量。另外，在传统养老金机制已经成熟或者定型的生态下，养老金体系的完善应当突出薄弱环节，即注重“补短板”，以渐次重塑养老体系的基本结构。对于民众而言，应当放弃国家保障的旧有观念，主动配合养老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商业品种的认购，强化与提升自我保障的能力，同时跟进必要的政策教育与财政金融辅助手段。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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