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上午，北京天气仍然闷热，但北四环奥体中心的几片足球场和以往的周末一样，全天都没有空闲的时段，哪怕草皮的热度有些“烫脚”，一拨接一拨的中年人还是喜欢在这里享受足球的快乐——按照计划，中国足协将在年底之前搬进奥体中心，和现在位于东四环外的办公地点世东国际大厦相比，奥体中心的足球氛围显然浓郁许多，而在规划内容当中，奥体中心还要“升级”为国家足球基地，为各级国字号球队的集训提供“综合备战方案”，这意味着，目前奥体中心能向社会开放的8片足球场地，还有缩减的可能。

　　“在这里踢了不止10年了，只要不出差，每个周末必定来这里约比赛，10多年前眼看着对面的‘鸟巢’修起来，就觉得奥体的环境很好，听说明年工体改造，国安的主场也要搬过来一段时间。”42岁的李建是北京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他和几个高中同学组成俱乐部的核心阵容。踢球对他们来说，是每周都“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有哪周不踢球的话，会特别难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约到了实力很强的一个老对手，多亏门将项宇发挥出色才保住平局——项宇是跟家里亲戚一起做工程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足球场，“不用11人的大场，7人制的小场就行”。

　　“这周的新闻说发改委有个新政策，新建11人的足球场补贴200万元，5人制和7人制的场地补贴100万元，这个价格很专业了，一块11人制的球场，不算后面的维护和保养，第一期的草皮费用差不多接近200万元。如果前几年有这个政策就好了，不过，个人或者私企要修球场，手续方面特别麻烦，北京现在只能到五环外面找地方。国内的三四线城市也要到近郊或者开发区才有地方修球场，这主要看各地方的规划，通常来说，租一块11人制球场的地，年租金大约是10万元。”项宇说：“大城市球场肯定是不够用的，就拿北京来说，单算球场数量其实不少了，可周末所有球场都是满的，临时想订场地根本订不到。”

　　项宇说的“新政策”，是这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协）联合印发的《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称，由于足球运动意义重大，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场地建设存在短板，因此，需要开展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以此来解决供给不足、布局不优、效益不好等问题。而为了填补拿地、融资、人才等方面的缺口，《实施方案》表示要打出一套“一补两包一融”的组合拳：“一补”是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补助，新建11人制足球场补贴200万元，新建5人制、7人（8人）制足球场补贴不超过100万元；“两包”是政府政策包和企业服务包；“一融”是组合融资支持，鼓励通过开发性金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实施方案》的下发，是足球运动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又一次有力证明，“建更多的足球场，让更多的人有地方踢球”，是《实施方案》的根本目的。不过在修建足球场的同时，球场的选址、资金的落实以及“更多的球场是否意味着能培养出更优秀的足球人才”的思考与实践，才是衡量球场建设“质量”的标准，而在推动球场建设的过程中，避免“挖足球的钱”亦是监管与督察的职责所在。

　　“根据教育部和省里的规定，足球特色校每年可以获得10万元的专项经费，这10万元是要按照固定比例来分配的，比如说师资支出可以占30%，场地、器材之类支出占50%，但是实际上，我们学校足球相关部门能拿到的经费只有3万元。这笔钱给孩子们买些足球、球衣和训练器材就基本上用完了，再想从校外请一个水平稍微高一些的教练，是根本不可能的。”河北省中部某市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告诉记者，专款能否专用，是基层足球工作者最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涉及足球的各项政策都不错，提供了不少机会让更多的孩子踢球，但是具体落实，还有一定的偏差，起码在经费方面，和预期的效果有不小差距。”

　　这位体育教师所说的“没有钱请专业的教练”，是中国足球的“基础硬伤”。以北京为例，周末人满为患的球场，中年人是主力军，即便在暑假和寒假两个假期，能和同学一起踏上绿茵场的孩子也不多见——在18岁之前无法掌握相应的足球技能，大大降低成年后踢球的可能性，而如今活跃在球场上的中年人，几乎都不缺乏少年阶段在操场上“每天踢一个小时”的经历。

　　因此，修建更多的足球场地，无疑是促进社会足球普及的重要手段——但中国的国情决定，“足球”更多时候只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非愿意亲身实践的体育项目。因此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中国足球全方位的落后需要“综合治理”，“修更多的球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球场少了肯定会造成有些想踢球的人没地方踢的情况，但球场多了未必就意味着中国足球水平能够迅速提高，只能说会提高足球的普及程度”。

　　与这种说法相匹配的例子，是从小到大基本上不为踢球场地发愁的国字号各年龄段球员——这些国内足球水平佼佼者经过残酷的竞争成为站立在中国足球金字塔塔尖位置的“高端人群”，一线队球员在中超联赛年薪以“千万元”为单位，U23球员身价更是因为特殊政策甚至超过队中“前辈”，他们的训练场地国内顶尖，即便和例行海外冬训的场地相比亦不逊色，但在成绩方面，多年来国字号球队在各级赛场上屡战屡败，尤其低年龄段球队，与竞争对手相比早早便被拉开差距——这自然不是“场地不够”的原因。

　　以刚刚在山东鲁能足球基地结束的潍坊杯为例，这项志在打造中国“土伦杯”的赛事今年共有12支2001年龄段球队参赛，其中有3支中国球队（山东鲁能、河北华夏幸福和上海申花），9支外国球队（博卡青年、巴西体育、桑托斯、西班牙人、鹿岛鹿角等），在小组赛阶段，3支中国球队全部垫底，3支球队的9场比赛仅鲁能收获1场平局其余皆负，得失球比为7∶35——原本中国国青队也要按照惯例参加潍坊杯比赛，但今年5月底在成都举行的“熊猫杯”，2001年龄段的U18国青队3战全败，7个丢球0进球的惨状让球队失去了参加潍坊杯的“勇气”，一周前中国足协宣布成耀东出任U18国青队主帅，多位国青主力正是因为要参加潍坊杯比赛从而缺席了国青队集训名单。

　　中国足球与足球强国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球场数量，而在“足球理念”——“足球理念”在青少年球员的个人技战术能力层面反映最为明显。本届潍坊杯多家视频网站得到了直播信号，多场比赛进程显示，和巴西、阿根廷、英格兰的同龄人相比，已经是职业俱乐部梯队佼佼者的中国球员对于足球比赛的“理解”还很稚嫩，只能算是“初学者”，青少年球员之间这样的差距几乎早已注定不使用归化球员的中国足球只能徘徊在亚洲二流水平。

　　因此在《实施方案》鼓励各地修建更多足球场的同时，中国足球还要在基础层面让更多的孩子“学会踢球”——凑热闹式的足球操更多作为健身方式存在，真正掌握足球技能，才是孩子长期保持足球锻炼习惯的最基本条件，而迈出这一步的关键，还是教育工作者们要给孩子留出在球场上奔跑的足够时间。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