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仇朝兵介绍了当前美国研究的情况。他认为，该领域目前更加侧重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有待深入；基础性研究和政策分析比较扎实，同时也需提升学术创新；理论研究、理论创新需要呼应历史和现实；尽量剔除认知方式的局限、个人偏见等影响，提升研究科学性。总的来说，只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得足够扎实，对众多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足够全面和深入，就能对美国社会、政治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做出科学和准确的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贺之杲介绍了目前欧洲研究的特征。他认为，该领域呈现出多学科、多元化、交叉性的特点，以“国别+议题”为导向，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人才梯队和学科体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决策影响力。但是，欧洲研究也像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存在着四组张力，即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张力、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之间的张力、国别研究与欧洲研究之间的张力、“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张力。缓解欧洲研究四大张力的途径是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比如深挖欧洲历史、文化以及欧洲的文明属性，对欧洲区域和国别进行深入和精细化研究。此外，中欧关系研究将成为架设欧洲研究进入全球国际问题研究前沿地带的桥梁，前提是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学科设计和知识结构去构建新的解释框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汉智从“集体生存理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道路及其现实意义。他介绍，“集体生存理性”概念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提出，用以分析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该概念解释了为何中国古代江南地区人多地少，却发展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精致农耕文明形态，而不是走向崩溃。这是因为，“集体生存理性”理念以“风险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为标准。“集体生存理性”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却实现了如此巨大的发展。“集体生存理性”强调在集体、组织和社区框架内充分实现人民的主体性。“集体生存理性”或可以用来解释非洲发展方向。首先是联合，从区域层面来说，需要非洲的联合自强，从国别层面来说，必须立足于集体，立足于区域，立足于社区，使得一个个集体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李力作了“国际关系共生论：社会建构还是自然法则？”的发言。他首先介绍了社会建构视角下基于人类社会的集体理性。他认为，国际关系“共生论”强调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共生性，阐释了各国之间比相互依赖更为密切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不过，若要构建经得起事实检验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从而为国际合作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国际关系“共生论”需要在三方面继续完善。其一，需要强调人类社会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共生共存。这是因为，从国内社会到国际社会，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均有其存在的巨大空间与合理性，两者不可偏废。其二，需要注重中西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这是因为中西传统文化各有其精华，不可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下为公”或西方近代文化强调个人权利，而在两者间做高低优劣之分。其三，需要注意主观层面社会建构与客观层面自然法则的协调互补。这是因为共生关系不仅体现于人类社会，更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与国际关系“共生论”不同，自然科学对不同物种之间、同一物种内部的共生关系研究基本排除了诸如理性与文化之类的主观意识层面概念，更多侧重于客观自然规律的探索。因此，侧重于社会建构的哲学思辨固然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共生关系，但如能进行更为微观具体的客观自然规律探索，或可促进理论解释力。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赵思洋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话语与方法。赵思洋认为，国际关系学是近代以来中西方交往互动背景下的产物，从开始便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然而，这并不代表其没有对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追求。他从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文本出发，运用批判性线年代在社会科学中兴起的科学主义话语，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科学”并非万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除了运用科学方法探寻国际现象中的规律和理论，还需要为“人文的”“思想的”甚至“艺术的”国际关系学留下足够的价值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赵洋认为，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关注之问题：第一，在研究中要明确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差异，不可将理论研究简单地同诠释政策混为一谈。第二，中国的国关研究应当避免西方已经走过的某些弯路。例如，中国学界应当避免陷入美国国关研究那种“为方法论”和“唯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当中。第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时，一方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简单地用西方理论框架为中国传统思想“贴标签”，如将老子看作现实主义者、将孟子看作自由主义者等教条做法。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欧盟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旗认为，“天下体系”是赵汀阳在全球化时代对古代天下观的“托古改制”式思考。它不仅是一种世界秩序构建的世界观和制度方案，还可被视为一种世界政治方法论，用以疗救西方现代性的病症。“天下主义”的方法论是以关系理性破解个人理性所造成的集体行动悖论，以多元文明兼容普遍主义破解西方一元普遍主义的傲慢。然而，启蒙理性和经济人理性实则为“普遍理性”观，被冠以“个人理性”并不准确；“理性”概念本身就是置于一定的“关系”语境中界定的，所谓“个人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区分，只是将“理性”概念运用到不同的分析单位上，而并非存在多种“理性”类型。此外，“天下主义”试图以先验的“兼容普遍主义”超越“一元普遍主义”，来解决“一”与“多”的难题，但是将“兼容普遍主义”作为终极预设，否定了多样性达成统一性的未来可能，违背了实践哲学逻辑。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欧盟研究中心及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研究员白云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承继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本土理论创新的学术努力，跳出西方或美国概念陷阱和话语陷阱，以中西会通精神推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进而以“中体和用”理念探讨“存在与变化”这一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关系的国际关系基础研究问题，找到国际关系实践性悖论或矛盾之处，历史性地考察保护与自由、内与外、治与乱、安与危等诸多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范畴，从而探寻中国国际关系学之道。

　　本次会议由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与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欧盟研究中心主办。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