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公元约35—约95），古罗马杰出的教育家。他的父亲是雄辩术教师，且颇有名声。昆体良家学渊源，从小学习雄辩术也是成绩斐然。公元70年，他被任命为一所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的主持人，亦即校长。公元78年，罗马帝国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雄辩术讲座，他成了该讲座的第一位教师，也是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昆体良在拉丁语修辞学校工作了约二十年，大约在公元90年退休。

　　昆体良退休后，专门从事著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雄辩术原理》（12卷，约合中文65万字）。这部著作既是他自己约二十年教育教学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者，也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 法论著。

　　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当时一些浅薄的雄辩术教师只着眼于雄辩的技术训练，以为雄辩家不必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昆体良则相反，力主专业教育应建立在尽可能广博的普通知识的基础之上，认为雄辩家应学习文法、修辞、音乐、几何、天文、哲学等课程。为了打好这个基础，雄辩家的培养应从咿呀学语亦即幼儿开始。亦即，在昆体良看来，广博才是专业的基础，没有广博做基础，专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昆体良的这一思想，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很多大学在教导学生辩论时，首先要把相关的知识尽可能全面的掌握好，以便做到广博后的知己知彼。

　　昆体良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双语教育，并认为应从幼儿就开始，先学希腊语，再学拉丁语，然后两种语言的学习齐头并进。他还最早注意到学前教育要避免知识化，认为，“要使最初的教育成为一种娱乐”“最要紧的是要特别当心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

　　叶圣陶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至今仍被老师们奉为圭臬。而其实，这个观点最早是昆体良提出来的。他说：“除了使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总是有人教，我们的教学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这句话的含义和叶老的几乎不谋而合。

　　他认为，“对于一个想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的人来说，记忆力是头等重要的”。所以，他强调，在儿童年龄很小时，就要尽可能地让他多背诵优美的诗文，虽然他们还不能理解，但到了儿童能够理解时就会对他们大有裨益。这与中国古代蒙学的教学观点十分相似。他还认为，记忆力“可以通过练习来得到加强和发展”，在学校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使其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充实。

　　昆体良最早提出分班教学亦即班级授课制的设想。他认为，大多数的教学可以用同样大小的声音传达给全体学生，所以，同一时间许多人听同一个讲解，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还说过，根据一些教师的实践，可把儿童分成班级，依照他们的个人能力，让他们依次发言。

　　昆体良是教育史上第一个详细地研究了教学法的教育理论家，论证和表达了教学论上的许多原则和规则。他完善了问答法这种最基本的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应当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那些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并阐明了运用问答法的作用：可以“测验学生的判断能力”，“可以防止学生的漫不经心，防止他们对教师的讲课听而不闻”，“还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除此外，昆体良还提出了三个递进的学习阶段：模仿—理论—练习，类似后世的归纳法或说是例规式的教学方法，这也是教学模式的滥觞。

　　但与其他的教育家有所不同，昆体良对因材施教强调的是，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方法，作业的数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都应当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

　　他指出：学生作业的有些部分应受到赞扬，有些要马虎过去，因为，“在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学生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后会憎恨他的功课，担心动辄出错，什么功课也不想做”。对于年幼的学生，在纠正他的错误时，教师的态度要和蔼。有一些课业要重做，一定要说出重做的理由。有时在隐晦难解之处要加进教师的批语，以进行启发。

　　古埃及的谚语说：“男孩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意思是必须打学生的背才能使他们听课。中国也有“棍棒底下出孝子”“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样的俗语。

　　昆体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反对体罚的教育家，他反对在对学生们的教育过程中任何形式的体罚，并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2）如果申斥还不足以矫正孩子的过失，他就会对体罚习以为常，使体罚失去作用；

　　5）体罚会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消沉。体罚的负面影响，昆体良可说是基本说尽。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昆体良的教育理念中，有对儿童的深刻了解，对儿童人格的充分尊重，有对正面教育的大力强调，有对培养儿童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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