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爱丁堡学派还是巴黎学派,都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认知属性有着深刻的论述,特别是研究范式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型更是体现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认知视角介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为科学知识生产所涉及的迭代反馈提供了结构性传播框架,这可以看作科学知识生产从“学院科学”时期向“后学院科学”时期转型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科学隐喻一方面改变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呈现方式,这与隐喻自身的便捷性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实现了科学知识的跨域转移,这与隐喻自身的认知性密不可分。我们的观点是:基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认识和实然性反思,以科学知识生产历程为主线,以科学隐喻话语为基本抓手,从隐喻类比视角出发考察科学知识生产在发展轨迹、研究前沿、理论结构和合作网络等情况,合理借鉴知识图谱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生产过程历来是学界普遍关注与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爱丁堡学派还是巴黎学派,都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认知属性有着深刻的论述,特别是研究范式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型更是体现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认知视角介入的重要作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协商与知识论辩均指向其背后的概念表征,其中隐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表达、架构与论证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为科学知识生产所涉及的迭代反馈提供了结构性传播框架,这可以看作科学知识生产从“学院科学”时期向“后学院科学”时期转型的重要特征。

　　鉴于科学界经常会借用外部概念、方法和技术来完成科学知识表达,因此科学话语普遍带有隐喻性。这不但可以看作隐喻文学性原型的继承与延续,更体现了隐喻基于“实用主义”而对过往隐喻修辞观狭隘认知的批评。

　　科学知识生产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转移源于语言形式化模型在认知范畴之间的转换。一般隐喻为科学隐喻提供了有效的陪衬,并有助于阐明后者成为公认科学知识的重要条件。许多新的科学概念并不具备现成的表达基础,因此只好借助日常概念的相似性而建构隐喻来完成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因此,科学隐喻所关联的隐喻文学性为理解它们在科学中的作用铺平了道路。可以说,科学隐喻一方面改变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呈现方式,这与隐喻自身的便捷性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实现了科学知识的跨域转移,这与隐喻自身的认知性密不可分。

　　科学隐喻不但提供了科学知识陈述的便利性重构,还为科学进步作出更为本质的贡献,这在科普性读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在没有“冰河理论”前,那些划痕的岩石、险要的巨石以及冰碛仅仅是岩石之堆而已。但是“冰河理论”产生后,它们就获得了一种它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意义,它们依据“冰河理论”的含义结构而获得了自身独特的科学价值以及学术属性,而这些全新科学知识的生产离开隐喻表达的介入则完全不具有可理解性。

　　隐喻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表征作用还表现在对具体学科文献梳理的反思中。实现科学知识生产与累积过程中,具体学科身份的隐喻化认同将使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表达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且勘察各种理论派别的“知识图谱”会变得相对容易。随着全球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科学知识生产更需要直面“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中的科学身份问题。如果能从科学领域的基本隐喻表达概念入手,针对科学知识生产自身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类和评价,厘清科学知识各个生产阶段之间的承接关系,这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未来布局谋划无疑助力颇多。

　　科学史上成功的隐喻通常涉及从一个发达领域到新兴领域在方法或模型上的转移,往往涉及概念集合的隐喻化批量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喻可以看作科学知识生产的叙事架构。

　　拉姆斯顿(Charles Lumsden)和威尔森(Edward Wilson)在《基因、心智与文化》中提出:借助生物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分析文化。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心智作为一块岛屿来思考,文化基因就像有机体的物种移入这一岛屿,并且这些物种就此偶尔演变为新的生命形式或者绝迹。尽管这一类比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糙之处,但它仍导致了关于文化的规模和多样性的未曾想到的洞见。例如,遗传生物学家把人类基因组的解决隐喻为一种“绘图”练习,因此有了“基因图谱”“图谱绘制”“基因图位”等一系列的隐喻表达所形成的隐喻架构。

　　一般来说,科学知识生产所涉及的隐喻叙事架构包括:一个首要主题P,一个次要主题S,一组含义I及一组属性A。在具体陈述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时,借助理论模型这一次要主题S,可阐明经验现象,并且理论模型的含义结构对应于与次要主题S相联的含义群,而理论的应用导致经验现象P“获得”S的含义结构,由此形成了“旧知识”到“新知识”的跨域映射,进而最终可以从一种全新的隐喻视角“审视”具体现象。例如,达尔文使用了来自人工选择的证据完成进化论的框架设计,这不仅有助于确切表达自然选择理论,而且也有助于证明这个理论的合理性。这些都说明隐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叙事架构,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科学知识生产的效度判断应基于客观性和可验证性,这就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公开审查。换言之,科学知识生产的效度必须通过公开的对话、协商、审查、批判和重述才能得到认可,而这诸多环节当中必然涉及隐喻不可替代的桥接功能。如有关进化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是否会引导个体将适应性最大化的观点就在学术界经历了激烈的公开审查。

　　无论是格拉芬(Alfred Grafen)的“数学”论证,还是马丁(Johannes Martens)的“体验”分析,抑或欧卡莎(Samire Okasha)和马丁(Johannes Martens)的“整合”检验,都借助了隐喻而展开彼此研究结论之间的比较与权衡,进而确定自然选择与个体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最终扩充到公认的科学知识库中。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之所以能从新的层面把握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牵涉到的科学知识生产的共商、共识和共建,最后实现科学成果的共享,隐喻所发挥的牵针引线作用不可忽视。正如丹尼特(Daniel Dennet)在讨论意向隐喻时所言:隐喻介入到科学讨论当中可以带来价值不菲的经济性,并随之带来允许认知预测以及支持反例的科学反思模型。

　　当然,我们要警醒的是,隐喻话语产生了对目标域某些特征的注意偏向——通过自下而上的关注,这些显著特征被优先感知,并通过隐喻棱镜而凸显主题。因此,如何过滤隐喻对于科学知识生产效度检查的“偏向引导”,应该是科学知识更新以及二次确认所必须考虑的难点。

　　近年来,随着科学学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生产模式和格调已有局部的突破,但在一些既定问题的处理上,并未得到足够的学术提炼。这种状况决定了科学知识生产发展的核心议题,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科学的理论性批评和反思,以寻求合理跨越传统方法的方法论飞跃,准确把握内在逻辑清晰的理论架构,由此建立具有内在认同性和外在定向性的科学知识生产理论体系。

　　我们的观点是:基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认识和实然性反思,以科学知识生产历程为主线,以科学隐喻话语为基本抓手,从隐喻类比视角出发考察科学知识生产在发展轨迹、研究前沿、理论结构和合作网络等情况,合理借鉴知识图谱研究方法,便能够助推科学知识生产研究进入“视觉图像时代”。

　　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所积累的知识图景一直发生着积极的变革。从“唯一”到“之一”,隐喻性认知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多样性与多向性。这不但体现了科学知识生产与时俱进的大势所趋,更是对于科学本身所蕴含的批判性本质的回应。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研究要想实现“纵深性发展”,就必须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明可以整合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及其演变过程。上述分析表明隐喻介入科学知识生产过程就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隐喻介入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所带来的思考必然是科学认识论前进道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话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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