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头去了哪里

　　身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胡源习惯了日复一日地为糖尿病人看诊、开具处方和查房。大大小小的病例等着他处理，越垒越高的医学论文等着他了解，相较之下，医用针头显得有些不值一提。

　　从业10余年间，他从未想过，那些被患者带回家自行采血和注射胰岛素的针头，后来都去了哪里。

　　直到2014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这位无锡市中医医院的医生，随口问了问病人如何处理针头。答案让他“后背发凉”——在医院被谨慎收集、处理、焚烧的废弃针头，在院外却轻松投入到生活垃圾中。这些长度不足一厘米的医用锐器，散落在垃圾堆里，暴露在空气中，可能正携带着肉眼看不到的病原体。

　　胡源坐不住了，他决定在科室为患者做一次迟到的知识普及。他自费购置了一些收集废弃针头专用的锐器盒，免费发放给糖尿病患者，并指导他们将废弃针头交回医院。

　　4年过去，这场原本只在一间科室酝酿的气流，席卷了长三角14家三级甲等医院和数不清的一、二级医院。米黄色的圆柱形锐器盒一共发放近万个，保守估计，至少从垃圾堆里“抢”回了50万个废弃针头。

　　相较每年使用量上亿的采血针和胰岛素注射针，50万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分子。

　　胡源的身侧如今站着近百人，在为此发起的公益组织“爱未来” 中，有他的同事、亲友、患者，也有大学生志愿者。这些人正在努力让这个数字更大一些。

　　曾有罹患“糖尿病足”的老人一瘸一拐地赶回医院上交盒子。哐当哐当，上百个针头碰撞在一起，那是攒了3个月的量。这个年轻的医生突然觉得，自己手里收回的也许不仅是一个装满针头的容器，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乱扔针头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三不管”地带

　　一个锐器盒成本不足两元，却能装下上百个废弃针头。回收针头并不复杂：医院发放锐器盒并为病人提供针头“以旧换新”服务——交来一定数量的旧针头，可免费换取新针头。

　　胡源向病房里的糖尿病人发过调查问卷，回收问卷之后，他傻眼了。50个病人里，只有1个人能做到回收废弃针头。

　　“太麻烦了”。协助发放问卷的护士长朱立萍带回来病人的声音，“（针头）随便扔扔就好啦。”“这么多年都是直接扔垃圾桶，没有什么问题的。”

　　胡源后来才意识到，乱扔针头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三不管”地带，“可以说是管理盲区”。我国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对于在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处理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危险废物产生地点为家庭、且执行者是患者本身时，就没有了约束力。

　　他查阅资料发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而依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弃针头等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理应受到管理。

　　问题由此而来。糖尿病患者普遍缺乏相应的法律常识，可他们唯一能获得这些知识的渠道——医疗机构和药店厂商，却都心照不宣地回避了这一问题。“药店厂商只管卖药卖针，哪里会给自己多找麻烦。”李巍说。他是一家医药公司的代表，也是“爱未来”的创始人之一。

　　而在医疗机构，需要烦恼的事情太多了。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华文进坦言，自己做了33年的内分泌科医生，忙着研究如何更精细地“控糖”。他所在的科室常年教患者如何有效地注射胰岛素、怎样减轻注射的疼痛。无论是前端的医学技术发展，还是中端的注射手段改进，他所在的内分泌科都未曾缺席，唯独少了对那些数量庞大的家用废弃针头去向的追问。

　　在过去，那只是末端不值一提的存在。但胡源的想法让他意识到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废弃针头潜藏的危险。

　　曾被忽视的，已经悄然变成了庞然大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8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9.7%，患病人数近1亿。这意味着，每年数以亿计的采血针和胰岛素注射针头由患者在家使用并存在随意丢弃的风险。

　　在无锡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朱丽华眼中，这个数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只多不少。从医数十年，她注意到了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的“爆发式增长”，已跃居全球糖尿病病患数量首位。核心原因在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吃得太多，动得太少。”让她忧心的是，这个态势不但没有遏制，并且在年轻人群中有不断扩大的苗头。

　　“这些针头到底该丢到哪儿？”胡源的问题难住了不少内分泌科医生。多年前，就曾有糖尿病患者指着装满针头的药盒，拿同样的问题问过苏州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黄菲。

　　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能熟练解答控糖方法，可那次，她只能想了又想，最终建议对方找一个玻璃瓶，把针头装满后一定拧紧密封再丢弃。起码，这样可以避免让环卫工人和拾荒者直接受伤。

　　朱丽华很清楚，随意弃置的带血针头可能造成怎样的灾难。终日和垃圾打交道的环卫工人和拾荒者往往只有手套防身，翻找垃圾时一不小心就可能刺伤手指。一旦针头携带病原体，就有了传播的可能。即使不被刺伤，针头附着的细菌也远超过一般家用废弃物。

　　目前并没有全国性的有关针刺伤的研究，但仅在上海市静安区清运队，几十人的队伍里，很多人都被那些不到1厘米长的针头刺伤过。

　　当一名环卫工或拾荒者患上传染病，“一个家庭就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朱丽华说，这是她最终下定决心同意胡源在科室“大干一场”的原因。

　　跟病人讲大道理不好讲，胡源和护士长朱立萍商量的结果是，病人攒满一个锐器盒的废弃针头，便可以交换一盒注射使用的针头。

　　没过多久，糖尿病专科护士陆晶晶注意到，“很多人都是奔着新针头来的”，有人来交锐器盒时还会跟她发脾气，明明自己交了很多针头，怎么只送一小盒新针头，未免也太抠了。

　　还有人说：“你们收废弃针头肯定有利可图，不然怎么可能好心还送我们新针头？”

　　“你们是不是收回去随便消个毒，又拿来给我们用了？”

　　胡源放弃了这个方案。

　　此时距离他开始尝试已经过去好几个月。杂物间的一隅，装满锐器盒的箱子整整齐齐码放着，他们根本发不出锐器盒，更收不回来。那时，他悄悄作了统计：发放的锐器盒回收率只有10%左右。

　　倡议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是三个字，“同理心”

　　只有护士长朱立萍清楚，角落里的锐器盒其实并非完全不受欢迎。总有那么一两个病人来复诊时会讨要新的锐器盒，还有腿脚不便的老人命令儿女来要。甚至，她自己也会拿上一些回家，发给邻居。

　　输液针是她极其常见的工作伙伴。密密麻麻的针头和针管缠绕在一起，稍有不慎就会伤人。几乎每一次被扎伤后，她都会条件反射地吓一跳，然后不断消毒和冲洗伤口，直至手指揉戳到通红麻木。

　　科室推出锐器盒时，她第一时间想到了那些环卫工人和拾荒者。他们和护士一样，面临着被针头扎伤的风险。护士可以一遍遍清洗消毒，用最快的方法处理，但他们没有这样的条件。

　　她的思考写进了科室对糖尿病患者教育的章程。每一位需要在家注射胰岛素的病患都被护士拉着思考同一个问题：随意弃置的针头连家人都可能误伤，何况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拣讨生活的人？

　　“他们和你我都一样，是活生生的人，染上那些疾病他们还能如何生活？”朱立萍说，他们希望用这种案例说明，锐器盒的意义不再只是为了“环保事业”，而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锐器盒被领走的速度变快了。胡源也有了更大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在全国各大医院铺开，让更多人接受这一理念？

　　黄菲所在的苏州市中医医院是最早响应的医院之一。这家医院持续19年的患者教育里都包括为糖尿病患者讲解废弃针头的危害和处理。黄菲也常与病人分享自己的体会：每个人都在抱怨环境的恶劣，都不喜欢垃圾围城，都讨厌雾霾，可事儿真到了自己手边，却连收集废弃针头都做不到，扔完什么都忘了，继续把抱怨挂在嘴上。

　　“你们一定不要随便乱扔针头，这是在做善事。放心带回来换，不用你们出钱。”她对病人说。有人问她：“黄医生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真好啊。”

　　在苏州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目前锐器盒的回收率接近90％，年回收针头近4万个。

　　华文进也拍板同意，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免费向病人发放锐器盒并开展推广活动。此外，包括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内的无锡市所有三甲医院内分泌科都选择加入。

　　在华文进看来，倡议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是三个字，“同理心”。从医30余年，他见过太多有抑郁焦虑倾向的糖尿病患者，日复一日注射胰岛素不仅会给他们自身带来痛苦，也意味着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收集针头这个小小举动，“可以把患者的恻隐之心激发调动起来，也有助于疾病的恢复。”他说，“如果能让患者觉得自己的举动能帮助他人，这对情绪和病情的控制都有一定的正向作用。”

　　此前一直是“爱未来”通过募捐筹款来购买锐器盒。越来越多的医院主动找上门来，甚至有医院愿意自行承担购买锐器盒的费用。一位80岁的患者是固定的捐赠者之一，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托子女送来捐款，还会顺带问问进展。

　　信息越传越远。南京、连云港等地医院的内分泌科医护人员也和胡源联系，表示要加入针头回收工作。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姚伟峰，从中看到医患关系正在一点点被缝合。他觉得，这个过程中，医患双方正在重建信任。只有如此，病人的依从性才会增加，血糖指标也会更易被控制，来自医生的建议也有了更多被倾听的可能。

　　针头到底怎么处理，他更希望政策层面能厘清相关责任

　　胡源暂时还想不到那么远，他的烦恼是如何进一步提高锐器盒的回收率，特别是让病人家属也能提高认识。一个巧合的机会，锐器盒的项目到了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业设计学院的课堂上。

　　西交利物浦大学讲师黄淑君来自香港，她一直发愁这群成长在优越环境的学生无法体会“设计者的社会责任”。从学生作业里她能够看到，学生们喜爱设计宠物用品、汽车甚至是奢侈品，“离自己很近，离社会很远”。

　　这次，她把学生统统“赶”出了教室，让学生用自己的设计才华帮助胡源。“你帮一个公司设计一个产品只是为了赚钱，而真正的设计是有社会属性的，它是用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

　　几乎在同一时段，江南大学副教授肖东娟也把锐器盒放进了教案，她领着一群学生研究“如何更好地生活”，她希望学生真实地接触患者、医护人员、医疗器械公司和病人家属，以此去理解设计。

　　这名老师确信，锐器盒只是一个开端，还有更深层次的病人需求等待被挖掘。

　　内分泌科显然超出了大学生的想象。病房不需要他们设计什么精致有趣的手机应用程序，以中老年患者为主的病人对新媒体没有任何需求。年轻的学生站在一旁茫然无措。

　　护士推着手推车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时而监测血糖，时而注射胰岛素。江南大学学生颜晨曦的视线最终锁定了堆满医疗用具的手推车。他注意到，注射培训工具包里，各类工具摆放凌乱，不利于收纳。记性不好的护士往往会因此耽搁时间。

　　他和同学有了第一个设计思路。抛弃花哨好看的外表，他们重新设计了注射培训工具包，通过工具包内部结构的调整，专门辟出消毒片、注射针头、锐器盒等放置的区域，只求空间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

　　工具包里还留了一小块儿空地，那是留给纹身贴的空间。纹身贴是用来盖住人体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孔。

　　这个90后男生第一次知道I型糖尿病，这种多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的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非常非常痛苦”。据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姚伟峰介绍，I型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波动很大，很容易患上各种并发症。糟糕的是，得这类病的往往是孩子。

　　胡源安排江南大学学生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那场活动上，颜晨曦看到了一群罹患I型糖尿病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14岁，最小的8岁。孩子们穿着病号服，站得歪歪扭扭，脸上笑着，嘴里唱着歌。

　　人群之外的颜晨曦眼泪快掉下来了。他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他设计的工具包里，有一个玩具人体模型，那是供孩子学习打针用的。他还配套设计了一款小程序，家长可以定位孩子每天的注射位置，一旦孩子自我注射完成，家长点击确认，小程序就会给予孩子奖励。文身贴就是一种奖品。

　　文身贴不大，一圈一圈覆盖在皮肤上，最后会连成一个徽章的模样。

　　胡源也没想到这场跨界的参与最后会留下那么多设计成品。有学生陪糖尿病人呆了好几天，得知很多人都有出行的愿望，但注射工具等物件收拾起来实在麻烦，大包小包的，也怕落了东西。他们设计出一款糖尿病人专用旅行包，所有可能用到的工具都能囊括，方便整理也不易丢失小件。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则重新包装设计了锐器盒，用更简明的卡通形象和文字，让它对常人更具吸引力。

　　这些成果都被胡源送到了更多医生的案头。他希望真正让这些设计落地。黄淑君则期待，等到这些体察过社会的设计系学子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今日埋下的种子都会破土、发芽。

　　胡源从没想过，从一个针头起步的小小设想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如今，推着他继续向前的力量越来越多。这两年，也是和其他医生的聊天才让他注意到，不孕不育症患者、发育迟缓儿童的数量都在不断抬升。与此对应的是性激素和生长激素家用注射的普及化——针头的来源又增加了。抱着一堆锐器盒，他又跑去了妇幼保健院，拉着对方的医护人员讲道理。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不行就磨，磨到对方同意。

　　这也是华文进最感慨的地方。在他看来，胡源为了说服一家医院，可以牺牲所有休息时间来来回回跑上十几趟，“听起来有点儿傻，却是真正的达则兼济天下。”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刺激，“年轻人都在努力，自己也要不待扬鞭自奋蹄”。

　　不过，胡源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重视针头问题，从政策层面厘清相关责任。到那时，“爱未来”就能腾出手，去发现和尝试新的项目。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就在于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能不断冒出，去暂时缝合那些社会功能被撕裂之处的伤口。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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